傍晚的廣州康樂村，劉常鑫含著胸坐在一個小馬扎上，面前支著的小黑板還有雨打的痕跡，上面寫著：“誠尋客戶，代工牛仔褲，長期合作。”這行粉筆字是去年疫情后寫的，如今已經有點褪色了。
同樣找客戶的人就坐在他旁邊，沿著康樂橋往西排成一隊。有的舉著紙板，身上披著樣衣，但大多數都無人問津。
“一整天接不到單也是常態。” 劉常鑫在廣州開制衣廠將近20年了，去年疫情效益最差，今年可能排倒數第二。他的印象里，在康樂村，宿舍24小時有人睡覺，廠里24小時有人做工，街上24小時有人下單，可現在不是了。
劉常鑫推掉了一個客戶。“單價太低，一天下來掙不到錢，開了機器就要賠電費。”而這個訂單是他這周接到的唯一的活。拒絕后，他可以給自己放個假了。
但他沒有，依然每天早上提著小黑板，在康樂橋東招工人，下午四五點就把小黑板反過來，去康樂橋西招客戶。康樂村里的工人和廠長們管這叫“打游擊”。
“萬元月薪”的神話
康樂村里最熱鬧的地方都在康樂橋周圍。橋頭一家奶茶店的旁邊，十幾人圍在一起，蹲著的和站著的抽煙聊天，他們都是找活干的工人，感慨著自己干的活不劃算，打算挨到晚上等廠長來高價招零工。
“一個月7000塊的堅決不干，這都不是錢，”柏德蹲在工友旁邊，像個脫口秀演員般說著，“目標是月薪過萬！”1987年生的他，在工友里勉強不大不小，但后腦勺的發旋間，頭皮已經直接見了光。
5年前從湖北農村來到廣州打工，他早已熟悉了康樂村招工的套路：一般越晚工價越高。從晚上11點開始，直到凌晨三四點都有人招工，“真想賺錢的要通宵”。白天，老板找長工，月薪給7000左右；一到半夜，老板有出貨急又完不成的單，一小時通常給到35元，工友們干到早上八九點回去睡覺，下午兩三點睡醒再出來找活。
宿舍里，工友們自嘲在這打工的都是“深圳三和大神”，“一人干活，全家不愁”，缺錢就干，累了就睡覺打游戲。用柏德的話說，“現在市場不好訂單不穩，長工不如零工來錢快”。這時，他光著身子躺在床上，用床單把自己的下鋪圍上一圈。
宿舍公用的桌子上散放著一摞撲克，有些牌的四角已經翹起。去年疫情解封回到康樂村后，柏德和室友們有空就邊喝酒邊打雙升。打到最后總會半醉半醒地打趣：“誰要是輸了就滾回湖北”。但直到今年5月，柏德的宿舍里沒一個人走。“賺多賺少都不會走，留在這還有個念想。”柏德說。
晚上九點，康樂村大街上人流如織。柏德走到康樂橋邊，從劉常鑫手里接過一件外翻的白色短袖，一只手捻著領口，另一只手搓轉邊線。這是一件完成了“四線”的樣衣，劉常鑫在招人給衣服縫合和鎖邊，也招剪線、裁床、焊工和車位。
“一件幾塊？做多少？”柏德問。
“200件，沒有次品每件5塊5，明天早上四點前出貨。”劉常鑫回答。
“6塊成不？”柏德把那件短袖抻了回去。
“那走吧。”劉常鑫猶豫了兩秒。
劉常鑫的工廠在康樂橋東邊200米左右。一幢臨街樓的4層，不到100平米的兩個房里有13個工人。柏德在機器前坐下來，從地上拎起一塊布料開始車“四線”，順著軌道的卡口把布送進去，腳踩著踏板，機器的咔嗒聲和秒針轉動的聲音錯落地響著。
定肩膀，裁剪領子，縫合衣服的前后兩片，柏德做完一件大約需要2分鐘。“時間有點緊”，但是柏德沒有再放棄。按照要求，他要在工位上連著干6個多小時，才有可能在4點前把貨做完，賺到1200塊。
從招工、講價到試做，整個流程下來半個小時不到。“他還算熟手，難得。”劉常鑫說著，把小黑板放在車間門口，去隔間里看成衣有沒有質量問題。
在康樂村辦了20年制衣廠，劉常鑫最驕傲的，就是留住了廠里的13位固定工人，他們跟著劉常鑫跟了十多年了。只有客單量大，又需要24小時內出貨的時候，劉常鑫才會去招零工來補補人手。
但劉常鑫其實并不喜歡招零工。每次不得已要招，他都要時不常過來監督，長工的工作質量更讓他安心。如果有短工在廠里，他都不敢把手機放在車間，更不用說現金。劉常鑫說：“如果招短工，我會想盡辦法讓他變成長工。”所以每逢過年他都給工人包車送他們回家，平時有空也一起吃飯。
不過柏德并沒有留在廠里做長工的意思，因為他知道，長工夜里沒有加班費，一旦做長工，萬元月薪就沒希望。劉常鑫也承認，康樂村里長工夜里加班就是一種義務，免費加班。“如果給長工加班費，這里開廠的老板遲早要跑，更不用說五險一金”，他也知道勞動法，“可這行一百個工廠里可能只有兩個廠能開”，還不包括他自己。
曾經也有工人在他的工廠里拿到上萬的月薪。一對夫婦一個月做了4400件衣服，平均單價大概6.3元。劉常鑫開始敲打計算器，一串數字26592彈在屏幕上。“這還是按照最低的算的，準確來說是兩萬八千五。”
這對夫婦最終沒有在劉常鑫的工廠里繼續做下去，去年回了湖北老家。劉常鑫常鑫猜測他們可能太累了。忙的時候，除了8小時的吃飯睡覺，其他時間都在干活，每個月只能休息一天。只有沒貨時，劉常鑫會主動讓他們休息一個班，而且工人之間會錯開休息。“長期做下去這是誰都受不了的，包括我自己。”劉常鑫說。
疫情也給廠子和劉常鑫自己都按了暫停鍵。去年，康樂村剛一復工，劉常鑫就開車從荊州回廣州，他慶幸自己基本都做穩定的“內單”，賣給廣州沙河、十三行和萬佳的國內市場。“大塘那邊做外單的就比較慘”，劉常鑫聽朋友說，八成的出口外銷都毀約了，小廠子不開張，工人全都卷鋪蓋走人。
廠里的工人，在劉常鑫回廣州后幾天也到位了，主力是像柏德一樣的80后，90后甚至還不如70后多。每次下樓拿外賣時，他總感覺90后都去送外賣了，要么就是運快遞，或者去當滴滴司機了。但他也說不出來制衣和送外賣相比有什么好，只是說“各有各的不容易，都是用時間把錢磨出來的”。
喜歡自由，也是他安慰自己招不到年輕人的理由。90后在他眼中，不像70后和80后，要么年輕的沒有小孩，要么有老人幫忙帶娃，自己出來賺點錢。“不會做衣服的技術，還想賺上萬月薪，又感覺做服裝沒前途，最后只能去送個外賣、快遞。”他不認同年輕人的選擇，但也承認自己想去個高檔小區做保安。
2019年，劉常鑫在朋友圈里轉過一篇“深度好文”，講勞動密集型產業是落后產能，吸引不了現在的年輕人。當年，國家統計局的報告里提到，從事第二產業的農民工下降了0.5個百分點，16～30歲的年輕農民工占比則持續下降至25%左右。珠三角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比2018年減少了118萬人，下降2.6%。
他也不知道康樂村里這些紡織機還能開多久。只是這兩年在抖音里越來越頻繁看到，認識的供貨商開始直播賣布，也有人發了個自動制衣機的短視頻，定位在佛山某制衣工廠，22秒生產一件T恤，24小時不斷電生產。他內向，不愛互動，但那次他確實點了個贊。
“服裝行業，好像就是一種飽和的狀態。”他說他沒什么信心繼續辦廠了，更不想上進了。現在的收益雖然比疫情期間好些，但只有做一些特別的衣服才能賺多些，可他不知道什么衣服叫“特別”，只知道別人喜歡就叫“特別”。
湖北人的去與留
劉常鑫有抽煙的習慣，但是只抽細煙，他說抽煙是有點寂寞，又怕粗煙殺傷性太大。平時抽15塊一盒的長白山777，有人來就拿出33塊的鉆石荷花煙招待。他很少拿鉆石荷花出來，因為這是他老鄉回湖北前送給他的，他想留著做紀念。
20年前從湖北來到康樂村的劉常鑫，也只趕上了廣州服裝制造業的第二個十年。90年代中大布匹市場形成，給制衣提供了原料。鄰接的康樂村管理寬松、土地廉價，大量流動人口涌入，做服裝加工。到2010年，0.46平方千米大小的康樂村，已經聚集著上萬家的制衣工廠。
劉常鑫記得這里務工的最初有“三大集團”——江西人、四川人和湖北人。后來江西人把工廠帶回江西了，四川的去其他地方找更好的活做了。只有湖北人，尤其是荊州人，還在這里。
“與其說我們還在康樂村堅守，不如說我們事實上已經落后了”，劉常鑫掃了一眼周圍的廠房，不進陽光，機器轟鳴，潮氣混著布臭，沒人講話。“這種環境和工作節奏能挨幾年？留下就是犧牲。”原先廣州發往湖北的大巴隔日才有幾班，現在路邊大大小小的客運公司都全年發車。
劉常鑫的廠里很多工人都背景相似，要么妻子孩子在湖北老家，要么夫妻倆一起來廣州打工賺錢，每年春節才回去一次。不像柏德，他們求穩，就在劉常鑫的廠子里做固定工人，才算熬過了去年疫情。
今年他們還住在一晚20塊的床位上，條件稍好的夫妻舍得花50塊睡單間。不過他們不怎么吃10塊一份的粿條，或12塊的豬腳飯了。劉常鑫買了一口大電飯煲放在車間，工人們的碗在旁邊摞成一摞，老板娘每天提前完工來給工人做飯。
“離開的也很多。”劉常鑫提到工人離開回湖北時，用上了“掙扎”的字眼。他原來的工人老鄉里，有人回家開工廠了，也有人開餐館、搞建筑，還有人改行學烘焙，目前在做蛋糕。
“當初和我一起來打工的，也有搞得不好的，都去世了”，劉常鑫擤了擤鼻子，皺紋里擠出點笑，“是腦充血、腦梗”。做服裝工人熬夜都是常事，直到現在，劉常鑫廠里的工人都是半夜12點下班，劉常鑫自己回到家時已經是凌晨2點。他害怕自己也出事，因為他父親也是因腦出血和腦梗去世的。
客運公司的人也知道，工人回湖北最多的還是去年。疫情下外貿單都停了，工廠沒法開張，工人背著大包小包的行李回湖北，有的甚至把床都拆了搬走。他們在廣州多待一天，就多一天的開支。哪怕是20元一晚的床位，和7塊一份的腸粉。去年疫情前，劉常鑫還見到村里有賣湖北監利炒飯的地攤，武漢一封城，招牌上的湖北倆字就沒了，后來更是連攤都見不到了。
疫情以來，劉常鑫越來越不喜歡別人叫他老板，他只覺得自己在負責一個小工廠，甚至是小作坊，給客戶打工。如果哪天不想干了，就直接轉讓出去，卷鋪蓋回老家，和普通工人并沒有什么不同。
如果有湖北老鄉問他廣州的工作，他也不建議老鄉來康樂村做服裝。要是他的好朋友來問，他倒不會直接說回湖北、回村里，“去其他城市開個小店，或者在廣州找個其他什么工作干，都比來這里做服裝強了”，他說他會這么回答。
但是真正來了的人，大多還是在這留下了。柏德坦言，如果回到5年前，自己還是會選擇來到康樂村，不僅是因為身體年輕，也因為能比在湖北賺到更多。
對孩子，劉常鑫也希望他們留在廣州，別回農村。劉常鑫25歲的大兒子之前在廣州讀書，去年回了武漢，給一個汽修美容公司打工，沒再回來。劉常鑫說是自己想把他趕到武漢，去學會獨立，去體驗社會的艱辛，但他覺得這輩子最大的遺憾是，沒讓兒子上大學。
15歲的女兒還在廣州讀初三，早上6點多去學校，晚上6點多放學。劉常鑫自己每天半夜2點下班回家，早上睡到10點左右來工廠。父女倆見面時，總有一個在睡覺。碰上工廠沒事下班早，劉常鑫也少有心情帶女兒出去吃頓飯，女兒也會用中考復習推脫。每個月一兩次的陪伴，最后“幾乎就是一個外賣”。
劉常鑫想過放棄，他不知道今天做了，明天會有什么結果。雖然妻子天天勸他回湖北，但他還是要干下去，沒得選擇。他說他們70后最難，不會種地，農村家里種地的都是七十多歲的老人，“自己五十多歲回家太早了，在外面干又有點受不了了。”何況現在康樂村面臨舊改，有房產的人大多待價而沽。
“廣州會把我送回湖北”
采訪時，窗外突然響起火警消防車的聲音，劉常鑫沒有回答問題，從椅子上一激靈蹦起來，側身把頭探到窗外。等到消防車消失在康樂橋另一側時，他嘆了口氣跟工友說：“又一家倒霉了。”害怕聽到火警鳴聲，是他20年制衣積累下的職業反應。他也曾夢見，一場火把他的所有都毀滅了。
2002年底來廣州前，劉常鑫已經在外打工了十年。1992年，看了電視劇《外來妹》，他也跟著打工潮坐火車南下。車站買不到票，就從票販子手里收。出了廣州火車站，再坐大巴到深圳的布吉鎮，他在那里給別人打地基，劉常鑫說在農村這個叫“挖墻腳”。
劉常鑫第一次做服裝是1998年上半年，他去了北京豐臺。但一天18個小時的工作很快就搞垮了他的身體，也是他第一次放棄。他又一次來了廣東，在東莞的虎門打工攢錢。直到2002年借了一筆高利貸，他才湊夠錢，在廣州鷺江的停車場旁邊辦了個廠。當時辦廠價位很低，“兩萬兩千塊左右，就可以辦一個小型工廠”。
可非典就在那年年底暴發了。劉常鑫感冒了兩周，工廠也兩周沒有開張，“每天就睡在車間里靠窗通風的地方，趴在地上動都不動。”后來，他才鼓起勇氣去鷺江疾控中心抽血檢查，沒有感染。去年疫情，他留在湖北荊州老家，距離武漢兩小時車程，新冠確診人數略高于浙江省。“不賺錢不行，但健康和生活質量更重要。”劉常鑫感覺自己已經沒了非典時的血氣方剛，雖然頭發是黑的，但心里白發蒼蒼。
兩年前，劉常鑫才從住了18年的廠房里搬出來，和妻女到康樂橋邊的一間二手房里住。廠房樓下是珠寶店和百貨超市，白天是銷售的喊叫，到晚上音響就放抖音神曲，想在這好好睡覺是一種奢望。讓劉常鑫下定決心的，還有廠房的空氣。年輕時沒感覺，現在他看到灰塵都怕，感覺這空氣從別人口里吐出來，自己再吸進去。
搬新家一事上，劉常鑫沒聲張，甚至不大愿意邀朋友來。因為當年和他一起辦廠的人早已住進了小區房。“隔壁逸景翠園的房價，我看著它從五六千一平米，漲到四萬多。”劉常鑫還記得，當年和兩個朋友斗地主到半夜三點，散伙時朋友說“去逸景翠園買房子咯，常鑫你去不去？”他一口拒絕，想著有錢了回家自己蓋一棟房子。如今他后悔了。“我現在奮斗也好，不奮斗也好，還不如當初一咬牙買套房子”。
雖然住在離市中心不遠的康樂村，和工人一樣，劉常鑫并沒有真正在廣州站穩腳跟。除了去番禺交貨，劉常鑫幾乎都在康樂村里，甚至沒有去廣州其他地方逛逛，他只知道，很多外地游客都去上下九去玩，“十三行的一些散貨就在那賣，十幾二十塊一件的那種”。
康樂村制衣行業的從業者大多和劉常鑫一樣，雖不知道廣州“好在哪里”，但很想努力留下來。劉常鑫的朋友林安和他一樣在2002年來康樂村開制衣廠。2017年左右林安就感到好像到了瓶頸期，2020年疫情更幾乎沒賺到錢。他自己的辦公室里打印了很多張紅色的轉讓廣告，最后還是咬著牙沒貼出去。在4月底一次聚會，林安才發現劉常鑫和自己一樣，年底都打印好了轉讓廣告，而今年又不貼了。
這座城市留給劉常鑫的記憶，大多和制衣有關，但他依然說，自己最喜歡的還是廣州。
“我想留在廣州，但現實是殘酷的，它會把我送回湖北。”
說罷，劉常鑫又點起了一根細煙。
